如今，“吃素”渐渐成为一种时尚，在发达国家，选择成为素食主义者的人也越来越多。
据估算，在美国，素食主义者已经超过了总人口的6%，在中国，也有很多人正在开始自己的素食之旅。
一提起素食主义，很多人首先想到的就是佛教徒，而事实也是如此，世界上最早的一批素食主义者，正是古印度的苦行僧。
即便到了今天，印度仍是素食者的天堂，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到访印度时，当地人提供给他的，也只有一桌子素食。
但绝大多数人并不知道， 早期的印度佛教徒吃素的原因，并不是因为戒律——很多戒律是在佛教传入中国后才逐渐形成的——而是 为了向普通百姓彰显自己至高无上的的神权地位。
正如美国知名学者、伦敦大学学院历史和科学哲学博士蕾切尔·劳丹在《美食与文明》一书中所说的那样：
“从早期开始，印度就存在一种提供给奉行苦行主义的佛教徒的高级饮食，它使用最稀罕的粮食、最昂贵的酥油和糖等社会底层人士根本难以企及的原材料，其稀缺程度丝毫不亚于高级宫廷饮食中包含的肉和酒！”
蕾切尔·劳丹博士在各地访学时，对饮食文化与世界历史之间的关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就此进行了大量研究和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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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食与文明》这本书中，作者透过多种饮食表面上的混杂局势，向我们讲述了世界上主要饮食的兴衰历史，揭示了烹饪谱系图潜在的简明规律，并向我们阐述了， 烹饪哲学中关于健康、经济、政治、社会和神灵信仰的周期性变化，是如何推动新饮食的建立。
她指出，无论是佛教、伊斯兰教还是基督教的饮食，都属于神权饮食，都要遵循古代饮食三大主要原则，分别是“饮食宇宙理论”、“等级制原则”和“祭祀协议”。
“饮食宇宙理论”是“非烹饪不可食”和“宜吃平衡性情之饮食”两项规则的基础。
依据这个理论，烹饪和炼金术的本质是一样的，二者都试图运用淬炼万物的火，找到自然物质的真正特性。
就好比不值钱的原矿石经过烈火淬炼后，就能变成价值昂贵的纯金属一样，最普通的小麦和甘蔗也要经过繁琐的提炼过程，才能从中提取出纯净洁白的面粉，已经晶莹剔透的糖。
因此作者认为， 像糖分提炼和面包烘烤这样的烹饪加工过程，就成为精神进步和升华的隐喻。
至于等级制原则，为存在于皇室宫廷的高级饮食和城市、农村人口中的低端饮食之间的区别提供了合法性，同时延伸到另一个更高级的神圣等级制度，也就是为宗教和知识精英群体的苦行禁欲式饮食和蒙昧之民的粗劣饮食之间的分野提供了正当性。
就像书中所说的那样：“如果你是国王，就吃的像国王；如果你是农民，就吃得像农民；如果你是神职人员，就吃得像神职人员。”
在前两条原则的基础上，古代神职人员进一步发展出饮食的第三条原则——祭祀协议。
这条原则主要对如何加工和烹饪食品作出了明确的规定，包括厨师如何自净其身、是否能接受发酵的食物，以及哪些食物能够或不能同时吃，等等。劳丹告诉我们，在这些规定中，有三分之一与特定的进食时间和种类、斋戒和宴会的天数，以及哪些人可以一起吃饭有关。
佛教徒的素食主义便与这条“祭祀协议”有关。早在公元前3世纪中叶，由阿育王统治的印度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政体之一，其统治的疆域绵延数百公里，覆盖了印度次大陆的大部分地区。
阿育王在统一印度大陆时，被战场上尸山血海的惨象所震撼，自觉罪孽深重，因此在建立孔雀王朝后，就大力推广佛教，将其视为自己的精神救赎。
在修行佛法的过程中，他鼓励新兴的佛教饮食，一种以煮熟的米饭、印度扁豆、印度酥油、蔗糖和香甜的水果饮料为基础的饮食习惯。
书中告诉我们，大米、大麦和小麦、扁豆和印度扁豆、鱼和鸡蛋，以及酥油、芝麻油、蜂蜜、糖浆和糖， 这些食物构成了佛陀释迦摩尼的日常饮食基础，并在印度佛教徒的苦行主义饮食中占据了中心地位。
但作者特别提醒我们注意，在释迦牟尼生活的时代，酥油、蔗糖和精米都是非常珍贵的食物，远比肉类价格更高、更难以获取。
因此在她看来，这种饮食方式最初的目的，是为了 加强佛教在精神领域里对劳苦人民的统治，而且，要建立起这种高级饮食方式，国家的支持是至关重要的。
随着阿育王的驾崩和孔雀王朝的衰落，佛教徒这种高级饮食方式无以为继，也就渐渐地发生了改变。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僧人靠化缘获取食物，化到什么就吃什么，这其中就包括肉。
然而，正如作者在书中所阐述的那样，饮食会随着商人、传教士和军队，跨越山脉、海洋、沙漠和政治边界，从而发生新的演变。
这也是《美食与文明》这本书重点阐述的内容，作者以全球为舞台，以帝国为视角，追踪主流饮食的演变之道，并深入挖掘这背后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重要因素，从而让我们透过稀松平常的饮食习惯，看清食物引发的政治想象。
在历史上，以印度为原点，佛教一共有过三次大规模的传播浪潮。
第一波浪潮始于公元前3世纪，一直持续到13世纪，其传播范围集中在南亚和东南亚，尤其是斯里兰卡、缅甸、柬埔寨、泰国和中国西南地区，小乘佛教就是在此期间诞生的。
第二波浪潮始于公元前1世纪，来自印度北方的商人佛教徒和游方僧，足迹遍布亚洲各地，他们甚至把疆域横跨阿富汗北部到乌兹别克斯坦南部的贵霜帝国，转变成了一个佛教国家。后来又有一部分佛教徒从贵霜帝国出发，一路跋山涉水，将佛教传入了中国内陆。
第三波浪潮始于公元7世纪，一部分印度佛教徒跨越了喜马拉雅山，进入了中国的西藏地区，那里的严酷气候不仅改变了他们的饮食习惯，还改变了佛教的部分教义，渐渐演化成了后来的藏传佛教。
佛教自进入中国以来，与中国本土的文化发生了碰撞和融合，久而久之，佛教就和道教、儒学一起，构成了决定中国饮食风格的三大哲学体系之一。
自汉唐以来，士大夫们用儒家经典管理这个庞大的国家，同时，他们又会借助佛教和道教的教义，规范自己的生活，陶冶自己的情操，将美食烹饪之术与书法、诗歌等艺术形式，共同视为中国士绅阶层的文化修养。
作者指出，当儒释道三者相结合，便产生了一种高度复杂的饮食哲学——一种属于学者-隐士的禁欲主义饮食。南宋林珙所著的《山家清供》和明代倪瓒的《云林堂饮食制度集》，都是对这种饮食文化的集中体现，例如这段：
“以中样细芽茶，用汤罐子先铺花一层，铺茶一层，铺花茶层层至满罐，又以花蜜盖盖之。日中晒，翻覆罐三次，于锅内浅水熳火蒸之。蒸之候罐子盖热极取出，待极冷然后开罐，取出茶，去花，以茶用建连纸包茶，日中晒干。晒时常常开纸包抖擞令匀，庶易干也。每一罐作三四纸包，则易晒。如此换花蒸，晒三次尤妙。”
这种制作繁琐、清淡雅致的饮食方式，就是中国古代文人最为推崇的“儒释道饮食”。
但这还不是全部，在佛教传播与融合的过程中，蒸米饭开始取代蒸黍，成为新的主食；小麦制品变得十分普遍，以至于原本单一种类的饼也被划分成两类。
“饼”这个词专门用来指代烘焙制品，而在社会各个阶层中都越来越普遍的面条则被称为“面”；奶制品的重要性越来越低。
相反，原本被当做药物食用或被用作辅助精神生活和冥想行为的糖和茶，则进入了饮食的主流。
事实上，与之类似的事情不只发生在中国，在日本、在朝鲜、在欧洲、在美洲、在非洲、在世界各地，饮食的演变时时刻刻都在发生着：
波斯人吸收了美索不达米亚的饮食，蒙古人吸收了中国宋朝和波斯的大部分饮食，罗马人吸收了古希腊的菜肴，20世纪早期，日本人则吸收并改良了英美料理……
但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发生的呢？饮食究竟是怎样与我们的社会、政治和经济体系，与我们的健康和疾病，对伦理和宗教的信仰相互关联起来的呢？
为什么根茎类植物，尤其是谷物会成为广受全世界人民欢迎的主食？
为什么希腊人认为葡萄酒既是良药、又是毒药？
为什么汉代的贵族要用水果和蔬菜作为自己的陪葬品？
为什么《古兰经》认为，天堂里只有水河、奶河、酒河与蜜河？
所有问题的答案，都可以从这本《美食与文明》中找到。
很少有作家能像蕾切尔•劳丹博士那样，优雅而又深入地探讨饮食与帝国这一广泛的主题。
她对食物提出了新的见解和全球视角，并富有趣味地阐述了高低阶饮食之间的分野、食品工业化的利弊等现象， 无论你是历史学爱好者，还是美食爱好者，这本书都是你绝对不能错过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