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存最古的佛教经录

发布时间:2021-05-20 发表于话题:佛教素食经 点击:743 当前位置:114养生网 > 文化 > 中国现存最古的佛教经录 手机阅读

《出三藏记集》十五卷(明北藏分作十七卷),中国现存的最古的佛教经录,梁-释僧祐(445~518)撰。又作《出三藏记集录》、《梁出三藏集记》、《出三藏记》,后世经录家简称为《僧祐录》或《祐录》,《金藏》千字文编次楹、肆,存十三卷,电子版《金藏》用高丽藏本补上了所缺的第一卷及第三卷。

经录,即佛教经籍的目录。称众经录、内典录、释教录、法宝录等。经录的起源甚早。自后汉以来佛教传入中国,经典的翻译随之而兴,其后译籍日富,部帙增多,于是弘道之士,为了综理存佚,研核异同,因而有“经录”的创制,并以“别真伪,明是非,记人代之古今,标卷部之多少”,而后纲举目张,使佛教典籍昭昭可考。

两晋时代,为经录创始时期。西晋时,译师竺法护撰《众经目录》一卷,纪他自己所撰各经,当是最早的经录,但久已散佚。其次,聂道真撰《众经目录》一卷,东晋成帝时支敏度撰《经论都录》和《别录》各一卷,石赵时有《二赵经录》一卷。以上各录,受时代和地域的局限,还只是处在草创阶段。

到晋武帝时,道安的《综理众经目录》一卷出现,才为经录的发展奠定下良好的基础。它的内容共七部分:一、经论录、二、失译经录、三、凉土失译经录、四、关中失译经录、五、古异经录、六、疑经录、七、注经及杂志经录。这样的分法,是综合了以前经录的优点,而又有所发展,一方面以有译人的按时代排列,使佛学的派别和演变有线索可寻,一方面把失译人的和摘译别出的分开,以便于了解考察。对于疑伪的经严加区别,不使真伪混淆,自撰的著作则附之于末。此外作者还对古代的译经有些遗失译人的,都“校练古今,精寻文体”,就其译语和译风比较研究,查勘为某人所译,或非某人所译。并对译人的译笔优劣,也有所评定。他把经录从内容到形式,大大向前推进一步,使经录得到比较完整的定型,作用因而大显。此录重要内容自被《出三藏记集》收入后,终至佚失,其面貌只能在《出三藏记集》中还可以略见一斑。

南北朝时代,为经录组织渐备时期。南朝刘宋有不详作者的《众经别录》二卷,为分类体裁,上卷载 一、大乘经录,二、三乘通教录,三、三乘中大乘录,下卷载 四、小乘经录,五、(篇目本阙),六、大小乘不判录,七、疑经录、八、律录,九、数录,十、论录。此录现有敦煌卷子写本,仅残存上卷一部分。

梁代释僧祐撰《出三藏记集》十五卷,其中《铨名录》部分即佛经目录,乃据道安的目录加以增补扩充,其著录方法创例颇多,但需和其他三部分对照参看,才能全面。此录为现存经录中最早的一部。

僧祐原籍彭城下邳(今徐州邳县),生于江南建业(今南京),俗姓俞。幼小时随父母入建初寺(当时在建业城内)礼拜,欢喜踊跃,不肯回家。父母依从他的愿望,允许他在寺内出家,奉僧范为师。到了十四岁时,又投定林上寺(在钟山)法达(昙摩密多的弟子)门下。

僧祐一生的主要事业,在于传弘律学。在弘传律学之外,对于文化事业和佛教文史著述,也有非常丰硕的成就。

中国佛教典籍至齐梁时已甚丰富;但历史上第一个搜聚卷帙建立经藏的,实即僧祐在建初、定林两寺所建立的经藏。其中定林上寺经藏的建立,还得到梁-临川王宏的大力襄赞。著名文学家刘勰也相随从事整理厘定,并区别部类加以序录。

僧祐一生撰制的佛教文史著述,有《出三藏记集》十五卷、《萨婆多部相承传》、《十诵义记》、《释迦谱》五卷、《世界记》五卷、《法苑集》十卷、《弘明集》十四卷、《法集杂记传铭》十卷。这八种着述,他曾总名之为《释僧祐法集》。在这八部书中,集录了很多古记遗文,多是古代重要的佛教文史资料,极为可贵。可惜的是,现只有《释迦谱》、《出三藏记集》、《弘明集》三书尚存,其余五种均佚。

僧祐因戒德高严,博学多才,在齐梁两代,备受朝野崇敬。晚年脚疾,梁武帝还请他乘舆入内殿为六宫受戒。他的缁素门徒有智藏、慧廓、宝唱、明彻、临川王宏、南平王伟、刘勰等一万一千余人。梁-天监十七年五月圆寂于建初寺,年七十四。葬于钟山定林寺旧墓,弟子正度立碑,刘勰撰文。

僧祐编制《出三藏记集》,与其在建初、定林两寺建立经藏的事业有直接关系。

田光烈先生(1912-2007)对《出三藏记集》有如下的介绍和评价:

中国佛典的翻译,自后汉末安世高、支娄迦谶创始以来,历代译籍积累日多,学者整理著录,因而有佛经目录的编制。最初的完备经录为道安所作的《综理众经目录》(又略称《安录》),同时有《支敏度录》,稍后有《竺道祖录》、《众经别录》、《王宗录》、道慧《宋齐录》等(这些录早已遗佚)。僧祐于齐、梁间,以定林寺、建初寺造立经藏写一切经的因缘,在《道安录》的基础上,旁考诸目,“订正经译”,撰成《出三藏记集》。它算是现存经录中最古的一种,并还转载道安等录的重要材料而保存了佛家经录的原始面目。

本书编纂的用意,重在对于三藏翻译“沿波讨源”,所以将全集分为四个部分:一、《撰缘记》,二、《诠名录》,三、《总经序》,四、《述列传》。这些如僧祐的自序说:“缘记撰,则原始之本克昭;名录诠,则年代之目不坠;经序总,则胜集之时足征;列传述,则伊人之风可见”。合拢四方面,翻译的原委才说得完全。四部分的内容,大要如次:

一、《撰缘记》,凡一卷。记经典的结集和翻译的来源。首先引《智论》、《十诵律》,及《菩萨处胎经》文叙述三藏结集的缘起及经过和八藏的名称,其次论胡汉译经音义的同异,最后列举新旧译(以鸠摩罗什翻译的前后区分)重要名相的不同,一共五篇。

二、《诠名录》,凡四卷(自第二卷至第五卷)。这可说是全书的正宗部分。从汉至梁六代四百多年间,译出和撰集的一切典籍,不管有无译人名氏,一一搜罗归纳为十四录。因对所依据的道安旧录有所增订,一律称为“新集”。内容是:

(一)《经论录》,

(二)《异出经录》,

(三)《安公古异经录》,

(四)《安公失译经录》,

(五)《安公凉土异经录》,

(六)《安公关中异经录》,

(七)《律分五部记录》,

(八)《律分十八部记录》,

(九)《律来汉地四部叙录》,

(十)《续撰失译杂经录》,

(十一)《抄经录》,

(十二)《安公疑经录》,

(十三)《疑经伪撰杂录》,

(十四)《安公注经及杂经志录》。

末附录小乘迷学竺法度造《异仪记》及慧叡造《喻疑》。

在十四录中,标题安公的,基本上保存了道安旧录的原样撰述,而加以补订。其余也都是按照《安录》的规模加以扩大。

集中所补订《安录》的七录内容是:

(一)《经论录》,以译人年代为次,《安录》自后汉安世高至西晋末法立,共著录十七家(其中误以竺法护和昙摩罗刹为二人,所以实际只十六家),二百四十六部,四百五十九卷。僧祐对于这些译本,都参照其他经录,注出异同并补缺,又标明当时有本或缺本。另外于法立以前补出张骞等七人,法立以后补出卫士度等五十五人,译撰各书连前总共四百五十部,一千八百六十七卷(这和《历代三宝纪》及现刊本实际的数目均有出入)。

(二)《古异经录》(《安录》原来编在篇末,今移前)。大都是从大部中单篇译出,没有译者名字,为古代的遗文。共九十二部,九十二卷。僧祐也注出余录异同和存缺。

(三)《失译经录》。一般不详译者姓名的,这一类经《安录》原列有一百三十一种,但经名简略,未列卷数。僧祐均加以整理,注出异名、出据、存缺,并从《安录》注经末移来十一种,十二卷,厘定为一百四十二部,一百四十七卷。

(四)《凉土异经录》。失译经存在于凉土的,共五十九部,七十九卷。

(五)《关中异经录》。失译经存在于关中的,共二十四部,二十四卷。

(六)《疑经录》。鉴定为伪托的经典,共二十六部,三十卷。以上三录,僧祐都加注异同具缺。

(七)《注经录》。道安自己所注释群经的,共二十一种,三十五卷。僧祐又补入杂著经录等五种六卷。

其次,僧祐扩充了《异经录》的编制而续成《异出经(即异译本)录》和《抄经(即别生经)录》,又续撰《失译杂经录》、《疑经伪撰杂录》,另外又将列入《经论录》里的律藏译书本源,别为律分五部记等三录。

以上十四录共收经目二千一百六十二部,四千三百二十八卷(据《历代三宝纪》卷十五所总计)。这比较《安录》增加了一千五百余部,三千三百余卷。但他所搜罗到的写本和参考的经录,侧重南方,因地区的限制,不免有遗漏,这是参考它的记载时应该预先注意到的。

三、《总经序》,共七卷(自第六卷至第十二卷),可分两类:

前六卷是抄录一些经律论的前序与后记,自《四十二章经序》起至《千佛名号序》止,共一百一十篇,为《序集录》。

后一卷录陆澄《法论目录》、竟陵王《法集录》序及僧祐自撰各书目录序,共十篇为《杂录》(十篇中僧祐自撰者占八篇),序文以外备载篇目,现在根据篇目即可略知那些著述的内容。

这一种体裁,创见于此书,价值极大。无异是一种佛藏提要,而且保存了许多可贵的资料。近世严可均辑《全南北朝文》,文廷式补《晋书艺文志》“释家类”,均采用本书这一类的材料。

四、《述列传》,叙述历代译家和义解僧人的生平事略共三卷(自十三卷至十五卷)。亦分两类:前二卷主要著录外国人如安世高等为一类,共二十二人;后一卷中国僧人法祖等为一类共十人(附见者尚有多人)。这是现存最古的僧传,其史料多被宝唱《名僧传》、慧皎《高僧传》所依用。慧皎以后,各代僧传的叙述方法,大致因袭本书,而略变其体例。

本书的优点,除在翻译方面、传记方面保存很多原始史料而外,它还为后来经录的编纂开辟了许多门路,如有名的法经《众经目录》,分一译、异译、失译、别生、疑惑、伪妄等六类,几乎全采本书分类方法。即后来集佛教经录之大成的智昇所撰《开元释教录》,分《有译有本录》,《有译无本录》、《支派别行录》、《删略繁重录》、《拾遗补缺录》、《疑惑再详录》、《伪妄乱真录》等七类,亦皆不出本书的范围。至于作者对于一切经论都曾作过鉴定,甄别它的异同和真伪,判明译者和翻译的地点时间,这些对学术研究的贡献都是很大的。

不过本书也不是毫无缺点的,如后来《法经录》所指出:“大小雷同,三藏杂糅,抄集参正,传记乱经,考始括终,莫能该备。”至于智昇《开元录》说它以法护与昙摩罗刹为两人,新旧译名对照不尽符合等,则不过是小疵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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