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三国演义》和无数影视剧的诠释，魏蜀吴三国历史的精彩纷呈，英雄好汉们的高光与落寞，都被大众熟知，但他们最后的归宿，都是被新兴的西晋王朝统一。
但西晋这个大统一太短命，到了第二代皇帝汉惠帝司马衷时，就出现了五胡割据称雄的迹象，开启了后来南北朝的序章。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出现五胡十六国逐鹿中原景象的，始作俑者并非西晋君臣，而是要追溯到东汉。
东汉是一个外戚和宦官干政非常严重的王朝，朝政混乱、黎民疲敝，这就导致北部边疆经常出现兵患。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东汉朝廷想了一个办法，就是通过主动招引，或战胜后强制迁入的方式，将北方各族尽可能内迁，以此来消弭边乱，增加兵源和劳动力。
三国时期，曹魏政权更是把大量胡人分批迁入汉人聚居区，以至到了西晋，“西北诸郡皆为戎居”，关中“戎狄居半”，形成了多股不稳定势力。
当时，汉官欺压和汉人歧视，是胡人无法回避的现实，长此以往胡人内心充满忿恨，“数杀害长吏，渐为民患”。
西晋泰始六年(270年)，秃发鲜卑族首领秃发树机能在河西举兵反晋，晋军多次镇压，却连遭败绩损兵折将，匈奴右贤王刘猛等人也与秃发树机能遥相呼应，对晋朝的统治构成严重威胁，直到9年后才彻底平定，晋武帝司马炎对此发出哀叹：“秦凉二境，比年屡败，胡虏纵暴，百姓荼毒。遂使异类扇动，害及中州。虽复吴蜀之寇，未尝至此。”
按照司马炎的说法，秃发树机能的这场叛乱，让秦凉二州和中原地区都饱受蹂躏，甚至比东吴和蜀汉的对抗还要凶残。
西晋咸宁五年(279年)，在秃发树机能之乱已经不足为虑后，晋武帝派出六路大军伐吴，东吴上下进退失据，晋军势如破竹，第二年5月1日就兵临建业城下，吴末帝孙皓被迫出城投降，西晋完成统一。
这时候，包括晋武帝在内的很多晋朝君臣，都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对境内及边疆随时可能爆发的五胡叛乱，选择直接忽视。
西晋太康二年(281年)，针对胡人叛乱越发严峻的形势，侍御史郭钦上疏直谏：“戎狄强犷，历古为患。魏初民少，西北诸郡皆为戎居，内及京兆、魏郡、弘农，往往有之。虽今服从，若数百年之后，有风尘之警，胡骑自平阳、上党，不三日而至孟津，北地、西河、太原、冯翊、安定、上郡，尽为狄廷矣。宜及平吴之后谋臣猛将之略，渐徙内郡杂胡於边地，峻四夷出入之防，明先王荒服之制。此万世长策也。”
郭钦认为，五胡自古就是边患，现在的情况非常危险，如果趁着灭吴后的余威，将他们陆续迁徙到边地，加强边境守备，才能保证王朝的长治久安，但晋武帝此时仍然沉浸在千古大功里，奢谈“裔夷癣疥，不足虑”，对郭钦的意见没有重视。
西晋太熙元年(290年)，晋武帝驾崩，皇太子司马衷即位，也就是后世著名的昏君晋惠帝。
晋武帝的国丈杨骏刚开始取得单独辅政的机会，肆意排斥宗王和大臣，皇太后杨芷也在后宫专权，引发了野心极大的皇后贾南风的不满。
贾南风密招汝南王司马亮、楚王司马玮进京讨伐杨骏，先是司马玮杀了杨骏，接着贾南风将杨芷废杀，又唆使司马玮杀了辅政的司马亮与菑阳公、太保、录尚书事卫瓘，但司马玮随即也被贾南风处死，朝政大权落入贾南风手里，暂时平复的朝堂埋下了八王之乱的隐患，而五胡叛乱的威胁更是一触即发。
西晋元康四年(294年)，匈奴人郝散起兵反晋，在上党一带纵兵为恶，不久兵败投降晋军，被冯翊都尉杀害。
西晋元康六年(296年)，郝散的弟弟郝度元联合马兰羌、卢水胡等再次反晋，北地、冯翊、雍州等地相继被攻破，秦州、雍州等地的氐人、羌人也起兵响应，拥立氐人齐万年为帝，威慑关中，经过4年的拉锯战后，才杀死齐万年等人，平定了这场叛乱。
西晋元康九年(299年)，亢父男、山阴县令江统提出《徙戎论》，核心观点为：“今已受其敝矣。夫关中，帝王所居，未闻戎狄宜在此土。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候隙乘便，辄为横逆。此必然之势也。……此等皆宜申谕发遣，还於本域，慰彼土思，惠此中国，於计为长也。”
应该说，江统与郭钦的观点是一脉相承的，就是要将五胡迁徙到边境外，杜绝内乱可能，但晋惠帝没什么决断，掌权的贾南风对此不感兴趣，西晋王朝的生机再一次错过。
就在这一年，无子的贾南风为了长久专政，废杀皇太子司马遹，八王之乱再次爆发，从朝堂到地方一片焦土，胡人趁机崛起。
几年后，巴氐首领李雄在益州割据称帝，建立成汉;匈奴人刘渊则在并州称帝，建立汉赵政权，五胡十六国的时代也就彻底开启了。
应该说，对于五胡在中原杂居可能带来的变乱，郭钦、江统等人是有忧患意识的，但遇上了骄傲的晋武帝和昏聩的晋惠帝，再加上专权弄权的杨骏、贾南风和赵王司马伦等宗王，悦史君认为，五胡十六国的纷乱也是一种必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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