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是我们现在的首都，是名副其实的经济、文化和政治中心，古代不少朝代也以北京为首都。那么在北京发生过怎样的历史事件?下面小编精心整理了北京著名历史故事，供大家参考，希望你们喜欢!
于谦保卫北京城
“土木之变”后，造就了明代杰出的民族英雄于谦。
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
粉骨碎身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
于谦这首《咏石灰》诗，明白晓畅，脍炙人口，是对他自己一生的事业成就、道德情操的生动写照。
于谦是浙江钱塘(今杭州)人，受封过“少保”官衔，所以又称于少保。他自幼性格刚强，志向远大，特别崇拜南宋民族英雄文天祥。他公元1419年中进士，宣德年间做御史，巡视江西，平反冤案，升为兵部右侍郎，又先后出任河南、山西巡抚。他到处访贫问苦，兴利除害，为百姓办了不少好事。
于谦对于权贵，从不阿谀奉承。每次到北京办事，他都空着手，不带礼品。当时北京的权贵们，接受地方官员的贿赂，成了风气。于谦对此非常不满，他还写了首诗，其中两句是：“清风两袖朝天去，免得闾阎(街坊里巷)话短长。”意思是做人要清清白白，免得遭人说长道短。“两袖清风”从此成为常用的成语。
后来，王振专权，误将于谦当作另一个得罪过他的、姓名相似的御史，因而指使同党诬陷他，将他关入大狱，准备处死。以后王振知道搞错了，放于谦出狱，但还是要贬他的官。山西、河南成千的官员百姓跑到北京上书，请求让于谦留任，他才回到河南巡抚的任上。
公元1448年，于谦到北京任兵部左侍郎。第二年，就赶上瓦剌入侵与土木堡之变。八月下旬，从土木堡逃回京城的残兵败将，带回大军惨败、皇帝被俘、瓦剌军很快要打来的坏消息，上自皇室，下至百姓，都惊呆了，不知如何应付。愁云惨雾，笼罩着京城。
皇太后匆忙让明英宗的弟弟郕(chéng)王朱祁钰监国(暂代皇帝管理国家)，召集大臣商议守卫京城的事。侍讲学士徐有贞迫不及待地发言，说是他观察天象的变化，明朝气数已尽，不是瓦剌的对手。不如迁都南京。
于谦非常气愤，大声斥责道：“谁说迁都，就先砍掉他的头!京城是国家的根基，一旦放弃，整个国家就完了。大家不记得南宋灭亡的惨痛教训了吗?”
于谦的话义正词严。他坚守北京的主张得到了许多大臣的拥护。
但人心还没有安定，局面仍然混乱。一天，王召集朝臣议事，大伙儿痛哭流涕，要求宣布王振颠覆国家的罪行。王没有明确表态，却转身走进内宫。大臣们则越说越激动，跟着拥入宫门。王不得不同意抄王振的家，却派王振的同党、也是宦官的马顺去执行。马顺这时还狐假虎威，吆喝着要将大臣们赶出宫去。愤怒的人群抓住马顺就是一顿痛打，不一会就把他打死了。但愤怒的大臣们仍然大喊大叫，局面大乱。王面色惨白，可又脱不了身。
这时，于谦挡住众人，挺身而出，说：“殿下不要走。王振是罪魁祸首，不严惩不足以平民愤。群臣也是一颗为国家的心。请殿下明确宣布王振的罪恶。”王依从于谦的话做了。众人这才满意地散去。
为消除群龙无首的混乱局面，于谦与群臣一道劝王赶快登基，皇太后也是这个意思。九月，王做了新皇帝，称代宗，年号景泰。于谦升任兵部尚书，负责守卫京城。
于谦迅速采取措施，迅速加强京城的防务。同时调取辽东、山东、河南、南京等地的明军，火速赶到北京参加守卫。又命令工部急速调集粮草物资，赶造衣甲器械，做为准备。
也先想以送回英宗皇帝为诱饵，引诱明朝讲和。于谦力排众议，没有上也先的当。十月间，也先再也等不住了，挟持着明英宗，攻破紫荆关，打到北京城下。大营就安在西直门外。
于谦立即召开军事会议，讨论对策。大将石亨主张避开敌兵的锐气，军队全部撤进城里，城外坚壁清野。等敌军疲惫了再去打他。
于谦表示反对，他说：“我军退缩，敌军会更加轻视我军。现在各地征调来的勤王大军已有二十多万，应该乘敌军立脚未稳，主动出击，打掉他的骄气。”
于是，北京九座城门之外，都建立起明军的阵地，将士们怀着报仇雪耻、保家卫国的决心，同仇敌忾，斗志昂扬地准备与入侵敌军作殊死战斗。
于谦将兵部的事务交给副手，亲自率领人马，列阵于德胜门外，抵挡也先正面的大军。他下令：开战后，带队将领不顾部下率先后退的，斩将领。部属不听将领指挥擅自撤退的，由后队将士将前队官兵斩首。
也先没有料到，他会遭到北京军民空前顽强的抵抗。在德胜门，也先遇到埋伏，损失了一万多骑兵。在西直门，瓦剌兵遭到都督孙镗与赶来的援兵的围攻，落荒而逃。好多地方，老百姓勇敢地参加了战斗，他们爬到房子上，用砖瓦投掷瓦剌兵。到处是英勇杀敌的悲壮场景。
也先在北京城下硬撑了五天，吃了好多败仗，而明朝各地援军还源源不断地开来，形势对他变得非常不利。他只好挟持着朱祁镇，逃出关去。
京城保卫战取得了辉煌胜利!于谦乘势收复了关内大片失地，并调兵遣将，加强了各边关的守卫力量。
第二年八月，也先见明朝政治已经安定，明英宗在他手中再也没有用处了。便将明英宗放了回来。
于谦性情刚烈，所以得罪的人不少。那个主张逃跑、被他斥责的徐有贞，还有企图讨好于谦反被于谦责备的大将石亨，都很痛恨于谦。
公元1457年，明英宗在宫中不耐寂寞，在徐有贞、石亨等人的策划下，发动政变，重登皇位，废除了明代宗。明英宗对于支持朱祁钰做皇帝的大臣们，恨之入骨，加上徐有贞、石亨等人说了于谦很多坏话，竟将这位忠心耿耿、功勋卓着的忠臣杀害了。
北京“景山坐像”是怎么一回事
1987年1 月，在“北京地区航空遥感成果展览会”上，国家测绘局测绘科学研究所向外界郑重宣布：用遥感拍摄的北京景山公园园林平面图像，酷似一尊闭目盘腿打坐的人像，被人们称为“景山坐像”，从国家测绘局1983年拍摄的景山公园平面图来看，园林北部寿皇殿建筑群(今北京市少年宫)
是“坐像”的头部，大殿和宫门组成眼、鼻、口，眼眯着，带笑容，胡须是松柏，肩、胸、手、腿是南部那座山。这个发现一经公布，立即轰动了国内甚至是国外舆论界，不少报刊报道了这一消息。“景山坐像”究竟是怎么回事?它是如何形成的呢?如果是人为的安排，它表达了一种什么意念呢?它是不是象有些人说的纯粹是一种偶然的巧合?对这些问题;学者们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其说法大相径庭，分歧颇多。
有的学者指出：“景山坐像”是人为的，它代表了古人的一种永恒的意愿。景山公园在北京西城区，故宫神武门对面。元代本为大都城内的一座土丘，名曰青山，明永乐十四年(1416年)为营建宫殿，将拆除的元代旧城和挖掘紫禁城护城河的渣土加堆其上，取名万岁山。清顺治十二年(1655年)
改名景山。景山公园有五峰，东西排列，古柏参天，风景宜人，身临中峰，可俯瞰北京城秀丽景色。从种种迹象来看，明人之所以别出心裁地塑造出“景山坐像”，以象征明朝的江山永固长存。
有的学者则持相反意见，认为“景山坐像”并非人为所致，只不过是一种偶然的历史巧合而已。从哲学的角度来看，在自然界、人类社会，这种偶然性是经常在发生着的，我们不能把它和必然性联系在一起。
“‘景山坐像’或许和明成祖朱棣崇尚道教有关”，有的学者则如是说。在他们看来，“景山坐像”肯定是道教之神，因为坐像颈上戴冠，有胡须，手合于腹前，是道教之神的貌态，与道教的真武大帝像相似，是道家养生图示。“景山坐像”建于明朝永乐年间，成祖朱棣夺取了皇位，解释是得到了真武帝神的显助，于是在即位初期就想建宫观来报答真武神，并让建筑设计者巧妙安排。据史书记载，朱棣特别推崇道教，进行道教建筑设计，但这必须尊重道家意见，得有道士参与。如唐以来，宫廷乐府为道教编撰《玄教乐
章》，就是这种情况。道教秉承朱棣旨意，别具匠心地设计建造出了“景山坐像”这一建筑奇迹。
还有的学者认为，“景山坐像”和朱棣信奉道教有关，但朱棣未必知道真相，即不知道道教设计建造了“景山坐像”。道教在某种程度上不受政治的限制，具有理论意义上的相对独立性，有时还受到统治者的仰慕。这使他们拥有在设计中的主动决策权及特殊寓意的保密权。“景山坐像”不排除个中奥妙，连朱棣也未必知晓。那末，道教、道家为什么要设计为养生图示却又让人不易发觉呢?这就涉及到了道教的精华，精髓。道教的经典道藏，所包含的内容十分复杂，但始终贯彻一个意欲——“长生不老”。按“天人合一”的哲学观念，道教的最高境界就在于修性炼真，以得道成仙。他们在长时期的修炼中领悟了这种真谛，并力图把这种奥妙告知世人。然而，在“神”的限制中，在清高脱尘的心理和观念的支配下，道家们认为要得到这种境界是极为不易的，所以他们不愿将这些“天机”廉价地送给“俗人”，便绞尽脑汁地设计、建造了这一独一无二的“景山坐像”。这也就是“景山坐像”五百多年后的今天才会引起人们的惊奇的原因。
对于这种观点，有人持有异议，认为证据不足：(1 )明朝营建景山宫殿，在当时无疑是一件大事，更何况此事是明成祖朱棣亲自命令所建，如果确系为道家设计、建造，则必定会在史书中留有相关的记载，可我们在史书中却始终找不到道家的建造活动。我们不能因为朱棣信奉道教，就把“景山坐佛”说成是道家的人为所致。(2 )建造这一构思独特的“坐佛”，是极有难度的，似不可能。说是道家所建，那他们又是通过什么方法加以修造的呢?如果说道家不想将其真谛、“天机”廉价地告诉给“俗人”，本可以采取别的办法召示“凡界”，何必如此难为自己和“俗人”呢?因此，所谓的“景山坐像”是不存在的。
到目前为止，有关“景山坐像”的一系列问题还在进一步的探讨、研究之中，我们坚信：在不远的将来。这个“历史之谜”将彻底大白于天下。
朱棣迁都北京的故事
永乐十九年旧历四月的一天深夜，北京城突然风雨大作，夹杂着阵阵惊雷。新修成的奉天、华盖、谨身三大殿因雷击起火，化为灰烬。
朱棣心中顿时升起不祥之感。在科学尚不发达的古代，天人合一这一哲学命题，被强调到绝对的地步。地震、灾害、雷击等等自然现象，都被看成是执政者的失误而带来的。“上天示警”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它的严重性在于：第一，只有统治者出了问题，老天爷才会震怒。所谓“天怒人怨”，便是这个道理。第二，统治者并不知道自己的失误在哪里，这就需要有智慧的人站出来为其指点迷津。鉴于此，朱棣立刻下诏求言。也就是说，他希望朝野明智之士为他找出雷击三大殿的原因。
很快，礼部主事萧仪的奏本送到御前。这位六品官员(相当于今天的司局级)认为：三大殿遭受雷击是因为迁都的缘故。把国都从南京迁来北京，不但诸事不便，就连大明的皇脉也撂在江南。这是大不敬的事。
朱棣看过奏本，震怒异常，他认为萧仪把迁都与雷击三大殿联系起来，完全是蓄意诽谤。因此他几乎在第一时间内就作出了决定：命令锦衣卫将萧仪抓进北镇抚司大牢，不作任何审讯，就以“谤君之罪”处以极刑。
事情还没有完，萧仪的观点在官员中仍有不少市场。同情他的官员多半是科道言官。科指六科，道指十三道。六科是对应吏、户、礼、兵、刑、工六部成立的，是稽查六部的监察部门。六科编制是四十人，每科的负责人称为都给事中，正七品。余者都称为给事中，正八品。十三道是对应全国各省，当时全国只有十三个省。十三道御史统归都察院管辖，御史的官阶同给事中差不多。两个衙门类似于今天的监察部和审计署，级别却要低得多。比之于今天，科道言官的级别也仅仅是县处级而已。但科道言官的权力很大，在明代，位居二品的六部尚书遭言官弹劾而受到惩处的不胜枚举。
明代的官场，有两种经历的人升官比较容易。一是在翰林院呆过，二是当过科道言官。由翰林院而入内阁当辅臣，由言官而晋升为封疆大吏或方面重臣。
科道言官，一般都从年轻官员中选拔，这些人初涉仕途，尚不致沾染太多的官场恶习，担任言官敢于弹劾不法权贵，因此历代皇帝对言官颇为倚重。
但这次恰恰相反，对朱棣的迁都持异议的，多半是言官，而部院大臣都是坚定的迁都派。这是因为朱棣从侄儿建文帝手中夺取皇位后，对建文帝时的朝廷大臣作了一次彻底的清洗。经过二十余年的筛选过滤，现在的部院大臣，大部分都是“靖难功臣”，他们也都成为南方士族的仇人，因此利益上与朱棣是一致的。
言官们都很年轻，与朱棣的“靖难”无关，因此他们更多的是就事论事，认为皇上“轻去金陵，有伤国体”。朱棣对这些言官非常恼火，但不能像对待萧仪那样，一概杀之。他于是心血来潮想出一个办法，让这些科道言官与部院大臣一起到午门外跪下对辩。迁都究竟好不好，让双方各抒己见。
当其时，正是“清明时节雨纷纷”的时候，午门外的广场上，言官与大臣分跪两边，个个都淋得落汤鸡似的，但谁也不觉得尴尬，也不觉得侮辱。他们争论得面红耳赤，一天没有结果。朱棣让他们第二天再来午门下跪辩论。雨还在不紧不慢地下着，朱棣在城楼上不愠不火地看着。官员们冒雨下跪，不依不饶地争论着。这场景看起来有点滑稽，然而中国的中世纪的政治，便是在这种滑稽中有条不紊地进行着。
朱元璋于1368年创立大明王朝，虽然定都南京，但似乎从一开始，朱元璋就觉得南京不是很合适。因为它偏安江南，对控制辽阔的北方十分不利。洪武元年，朱元璋下了一个诏书，言道：“江左开基，立四海永清之本;中原图治，广一视同仁之心。其以金陵、大梁为南、北京。”大梁即今天的开封。朱元璋出于战略考虑，提出设南、北两个都城。还有一说就是袭汉唐的旧制，将长安(今西安)列为都城。朱元璋觉得自己年事已高，完成不了首都北迁的任务，便将希望寄托在懿文太子身上。谁知懿文太子早夭，定都关中的计划落空。方孝孺的《懿文皇太子挽诗》写道：“相宅图方献，还宫疾遽侵……关中诸父老，犹望翠华临。”讲的就是太子曾去西安做迁都前期筹备工作的事。
自秦开始，中国历朝的首都，大都建在北方。宋之前，长安、洛阳、开封都曾做过都城。其中以长安的时间最长。南方如金陵、杭州、扬州等处，亦曾做过都城。奇怪的是，在南方建都的王朝，大都短命。而都于北方者，大都国祚长久。这皆因在漫长的历史中，以农耕文化为主的汉文明，始终受到北方少数民族游牧文化的冲击。在冷兵器时代，汉人的温文尔雅怎抵挡得住“胡人”的铁马金戈。建都北方，主要是为了抵御异族的入侵。
朱元璋灭元之后，却没有将元大都也就是今天的北京直接定为首都，仍然选中金陵营造他的皇城。这大概是因为朱元璋出生淮右，而且骨子里头视“胡元”为异端，因此对元朝的都城从感情上厌恶。但是，从洪武二年起，他就对定都金陵产生了动摇。
朱元璋的迁都念头，虽然从没有打消过，但也从来没有真正实行过。为解决西北和东北的异族入侵，他不是采取迁都北方就近指挥防御的办法，而是改用“封王”制，即把自己的儿子分封到北方各边，担负起剿抚夷狄的任务。关于这件事，郑晓的《今言》有载：
国初都金陵。以西北胡戎之故，列镇分封，似乎过制……今考广宁辽王、大宁宁王、宣府谷王、大同代王、宁夏庆王、甘州肃王，皆得专制率师御虏。而长陵时在北平为燕王，尤英武。稍内则西安秦王、太原晋王，亦时时出兵，与诸藩镇将表里防守。
北方，包括东北和西北，都有虏患。朱元璋于此分封九个儿子，统兵御虏。天下的军权，多半都在自己的儿子们手上，所以，生性谨慎的郑晓也微讽“似乎过制”。这九位亲王，都曾经与虏敌交过手。但真正对稳定北方控制强虏起到决定性作用的，还是时为北平燕王的朱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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